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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渠书

    《夏书》中记载：大禹用十三年的时间治理洪水，在此期间路过家门口也不回家看望家人。他行陆路乘车，行水路乘船，行泥路踏橇，行山路坐轿。为的是划分九州边界，顺着山势地形，来疏浚淤积的河道，根据土地的贫瘠来确定赋税的等级。他开通了九州道路，筑起了九州的湖泊的堤防，度量了九州的山势。可是黄河泛滥成灾，给中原造成极大危害。于是治理黄河成为当务之急。所以他疏导河水，自积石山经过龙门，向南行到达华阴县，东下经砥柱山，直到孟津、洛汭，最后到达大邳山。大禹以为，黄河从地势高的地区流下来，水流湍急，难以流经大邳以东的平地，所以时常会造成水灾，于是将黄河分成两支以疏导水势，并引黄河之水向北行，经过降水到大陆泽，分支为九条大河，又汇在一起流入勃海。九州的河川都已疏通，九州的大泽也都筑了堤，中原在他的治理下平安无事，大禹的功绩使夏、商、周三代受益不尽。

    西门豹引了漳水来灌溉邺地的农田，使得魏国的河内地区变得富裕了。韩国听说秦国喜好兴办工役，想借此消耗秦国的国力，使它不能对韩国用兵，于是派水利工匠郑国游说秦国，要它把从中山以西到瓠口一段凿穿，修一条水渠，使泾水沿着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余里，用此水来灌溉农田。水渠还未竣工的时候，郑国的动机被秦人发觉，秦国人要杀了他，郑国说：“我开始的确是为了韩国而做奸细的，但水渠修成以后，确实对秦国有利。”秦王认为他说得对，终于命令他继续把渠修成。渠修成后，引了带有淤泥的泾河水，来灌溉两岸的盐碱地达四万多顷，每亩收成都达到了六石四斗。从此关中变成沃野，再也没有荒年，秦国因此而富强起来，最后吞并了诸侯各国，所以把此渠命名为郑国渠。

    自从黄河在瓠子决口以后二十多年来，每年都没有好收成，梁、楚地区更为严重。天子这时已行了封禅大礼，并巡祭了天下的名山大川，第二年，大旱，传说是由于要晒干泰山封土，因而少雨。于是皇帝派汲仁、郭昌调发士兵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这时天子已经从万里沙祭祀完了，就在回来时亲临黄河决口处，将白马、玉璧沉入河中以祭奠河神，命令自将军以下的群臣及随从官员，都背负柴薪去填塞决口。当时东郡百姓皆以草为炊，很少使用柴薪，因而运来淇园的竹子作为堵塞决口的楗。

    天子已经亲临黄河决口处，痛惜塞河没有奏效，于是作歌道：“瓠子决口啊有什么办法，水势浩大啊民居已变成河。都成了河啊地方不得安宁，工程无休止啊吾山快要凿平。吾山已平啊钜野泽洪水四溢，到处都是鱼啊又快到冬天了。河道废弛啊河水横流，蛟龙奔腾啊恣意远游。水若能归旧道啊河神功德无限，若不行封禅大礼啊怎知关外河水泛滥！替我问问河伯啊他因何不仁，河水泛滥不止啊愁煞人。啮桑此地被水淹没啊淮水、泗水都满了，河水长久不返回故道啊只愿水流稍缓。”另一首是：“河水浩荡啊水流急，北面河道迂曲啊疏浚难。取长茭堵决口啊沉美玉来祭河神，河伯已然答应了啊奈何柴草不足。柴草不足啊卫人获罪，人民烧柴尚且不足啊如何防御水灾！运来淇园的竹子作楗啊再用石柱打桩，宣房堵水成功啊万福就会到来。”这时终于堵上了瓠子决口，在决口上面建了一座宫殿，叫做宣房宫。并修两条渠引导河水向北流，恢复了大禹治水时的旧迹，梁、楚地区又获得安宁，没有水灾了。

    太史公说：我曾往南走登上了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遗迹，随后又到了会稽太湟，登上姑苏台，眺望五湖；向东考察了洛汭、大邳，逆黄河而上，走过淮水、泗水、济水、漯水、洛水的渠道；向西瞻望了蜀地的岷山和离碓；向北从龙门走到朔方。我深切感受到：水与人类的利害关系实在太大了！我曾随从皇帝参加了背柴草堵塞宣房决口那件事，被皇帝所作的《瓠子》一诗打动，因而写下《河渠书》。

    平准书

    汉朝兴起后，继承的是秦朝的衰败局面，壮年男子加入军队，老弱人士运送粮饷，战争频繁而财政越来越匮乏，天子甚至也不能拥有一辆由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拉的车子，有的将相只能乘坐牛车，老百姓家中没有半点积蓄。当时因为秦朝的钱太重，流通不便，就命令老百姓另铸轻钱，规定黄金一锭一斤重，简化法令，放宽禁条。而却有一些商人无视法令、唯利是图，他们囤积居奇以致物价飞涨，每石米买到一万钱，每匹马都价值百金。

    天下已经太平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织衣服，不许乘车，加重他们的租税，在经济上抑制他们，在人格上侮辱他们。孝惠帝、吕后时期，因为天下刚刚获得安定，又放宽了限制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的子孙仍不许做官。国家计算官吏的俸禄，估量政府的开支，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山林、河川、园囿、池塘、市井的租税收入，以及从天子至各诸侯的汤沐邑的收入，都是各主管官员的经费，因此这些经费将不再从国库中支出。为供给京都的官员而从水路运输的山东的粮食，每年不过几十万石。

    到孝文帝统治时期，荚钱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轻，于是改铸四铢钱，钱面上铸的面值是“半两”，让百姓可以随意铸钱。所以虽然吴国是个诸侯国，但它凭着产铜之山铸钱，其富有程度可与天子相比拟，后来终于叛乱。邓通只是个大夫，凭着自己铸钱，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国、邓氏的钱遍布天下，因此便产生了禁止私自铸钱的法令。

    匈奴多次侵掠北部边境，边境上屯驻了很多士兵，边境的屯粮供给难以自足。于是招募能纳粮给官府，或是运送粮食到边境的百姓为爵，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长。

    孝景帝时，上郡以西的地区发生旱灾，又重新修订了卖爵令，降低爵位的价格以招徕百姓；对于由刑徒被赦而减刑为官役的人，可以向官府捐粮以免罪。更增拓苑囿多养厩马以使军用宽裕，而宫殿、台榭、车马等也修得越来越多了。

    到当今皇帝即位几年后，自汉朝建国以来七十多年之间，国家太平无大事发生，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就可以人人自足，家家富裕，各郡县的粮仓都堆得满满的，府仓中还贮存着许多布帛等货物。京城积聚的钱币累积达到千千万万，以致穿钱的绳子烂了，无法数清。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陈粮加陈粮，满满地露在外面，以致腐烂得不能食用。普通百姓也有马匹，田野中更是马匹成群，骑母马的人受排斥，不得加入骑马的行列。看守里巷大门的普通人也能吃到膏粱肥肉，做官的久任其职，在任期就能把子孙养大，以官名做自己的姓氏和名号。因此人人自爱，轻易不敢犯法，崇尚行义，鄙视可耻的行为。而现在，法律宽疏，百姓富实，因而产生了凭借财物而骄奢放纵的人，有人甚至兼并土地，富豪之徒横行霸道于乡里。有封地的宗室以至公卿大夫以下的人，争相比看谁更奢侈，住宅、车马、服饰超过了自身等级，没有一个限度。凡事盛极而衰，这种变化是必然的。

    自此以后，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对两越用兵，从此江淮一带变得萧条，经济大受打击。唐蒙、司马相如开通了去西南夷的道路，凿山劈岭修路一千多里，以开拓巴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巴蜀的百姓现在是疲惫不堪的。彭吴为了灭掉朝鲜，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一带纷纷动乱了起来。等到王恢在马邑设计袭击匈奴后，匈奴与汉朝断绝了和亲关系，常常侵扰北部边境，战争接连不断，无法和解，天下百姓苦于繁重的劳役，而战事却还是日甚一日。出征的人要自备物资，留下的人则要忙于运送物资，中央和地方骚动不安，都在为战争而忙碌，百姓贫穷，就钻法律的空子来逃避法令，财物匮乏不足。向官府缴物的人可以做官，出钱的人可以除罪，结果选官制度被破坏，人们不顾廉耻，仅仅只是勇武有力的人就可以得到重用，法令越来越严酷烦琐，善于谋利的官员从此出现了。

    天子为了讨伐胡人，就大量养马，在长安就食的马有数万匹，而关中地区的养马人不够，就从附近诸郡征调。投降的胡人都靠官府供给衣食，如果官府财力不足无力供应，天子就减少膳食的费用，除去自己的车马，拿出国库中的钱财来养活他们。

    第二年，山东地区遭受水灾，大多数百姓陷于饥饿困乏之中，于是天子派使者取出各郡国仓库中的物资来赈济贫民，但还是不够用，只得又征募富豪人家借粮给贫民，还是不能让灾民脱离困境，于是把贫民迁徙到函谷关以西，或充实到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大约有七十余万人，衣食全靠官府供给。数年之内，政府给他们置办产业，派使者分成各个机构来管理他们，一批批的天子使者，驾车往返络绎不绝。花费以亿计，多到数不清。

    当时官府的仓库一无所剩。然而有些富商大贾积蓄财物，奴役贫民；运货的车子达百余辆；囤积居奇，封侯王也都对他们低眉顺眼，仰仗他们供给物资。有的富商铸铁煮盐，家财累积达万金，却不救国家于急难之中，老百姓更加贫困。于是天子与公卿们商议，改铸新的钱币以补充平日所用，并打击那些浮华荒淫、侵吞兼并的商人。那时天子的苑囿中有白鹿，少府有诸多银锡。自从孝文帝改铸四铢钱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间以来，由于钱财的用度不足，政府往往在产铜多的山边冶铜铸钱，百姓也乘机偷铸铜钱，多到数不清。钱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值钱，货物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有关机构的官员说道：“古时候有皮币，是诸侯用来行骋享之礼的。金分三等，黄金是上等，白金是中等，赤金是下等。如今，半两钱的标准重量是四铢，而有些不法之徒偷偷地磨钱的背面以取铜屑再铸钱，钱更轻薄而物价更高，远方虽然使用的是烦琐的皮币，但却不易偷省。”于是以白鹿皮一尺见方，皮的四周有彩色刺绣，制成皮币，价值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来朝觐聘享时，都必须以皮币做衬垫来进献玉璧，然后才能行礼。

    又用银锡制成白金，当时认为天上飞的最重要的是龙，地上跑的最重要的是马，人所用的最重要的是龟，所以把白金分作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圆形，花纹是龙，名为“白选”，价值为三千钱；第二等重量稍轻，方形，花纹是马，价值为五百钱；第三等更轻一点，椭圆形，花纹是龟，价值为三百钱。命令各地官府销毁半两钱，另铸三铢钱，钱的面值与重量相同。盗铸各种金属钱币的人一律被处以死罪，但是盗铸白金的官吏和百姓仍是不可胜数。当时任命东郭咸阳、孔仅做大农丞，管理有关盐铁的事；桑弘羊以擅长于计算而被任命为侍中。咸阳，原先是齐地大盐商；孔仅是南阳地区冶铁首户，都善于生财，家产累积达到千金以上，所以当时郑才向皇上推荐他们。桑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因擅长心算，十三岁就当了侍中。这三人讲求谋利真可算是精细入微了。

    天子这时想起了卜式的话，就任命他为中郎，封爵左庶长，赐给他农田十顷，还布告天下，让每个人都知道他的事迹。卜式是河南人，以种田和畜牧为生。卜式的父母去世后，留下他和一个年少的弟弟。等弟弟长大后，卜式与他分了家，自己只要了家中的一百多只羊，而田地、房屋等全都留给了弟弟。从此卜式上山放羊十多年，羊繁育到了一千多只，于是他买了田地和宅舍。而他的弟弟却把家产都挥霍了，卜式总是每每将他的家产再分给他弟弟一些。这时候，汉朝正数次派遣将领出兵匈奴，卜式上书给天子，说他愿意将一半家产捐给国家以作为边防费用。天子派使者问卜式：“你是想做官吗？”卜式说：“我自幼放牧，不熟悉官场的事，我不愿做官。”使者问：“莫非是家中有冤屈，有什么要向天子申诉？”卜式道：“我平生与人无争，我会借贷给贫穷的同乡人，我会劝导品行不好的人，使他驯良，邻里人都对我很顺从，我怎会被人冤屈！我没有要向天子申诉什么。”使者说：“果真这样，你为什么要捐这么多的家产？”卜式道：“天子要讨伐匈奴，我认为有才能的人应该在沙场打拼，而有钱的人应该出钱支援，这样才能消灭匈奴。”使者把他的话全部向天子报告了。天子又把这件事告诉了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说：“这不合人情。这种意图不轨的人，不可以当天下人的榜样而扰乱正常的法纪，希望陛下不要搭理他。”于是皇上很久没有给卜式答复，数年以后才打发他离开京城。卜式回去后，依旧耕田放牧。过了一年多，正赶上朝廷屡次出兵，浑邪王等人投降，官府花费很大，仓廪府库空虚。第二年，贫民大迁徙，都靠官府供养，官府没有力量全部供给。卜式交给河南太守二十万钱，用来作为给被迁百姓的费用。河南奏上富人资助贫人的名册，天子看到卜式的名字，还记得这个人，说道：“这是以前要献一半家产来补助边防费用的那个人。”于是赐给卜式减免四百人戍边徭役的权力。卜式又全部将此事交给官员处理。那时富豪人家都争相隐匿家产，唯有卜式想要捐钱补助边防费用。于是天子认为卜式的确是位有德行的人，才给他尊荣的官职以教化百姓。

    最初，卜式不愿做郎官。皇上说：“我在上林苑中有羊，想请你去放牧。”卜式于是做了郎官，却只是穿着布衣草鞋放羊。一年多后，羊群肥壮并且繁育了很多。皇上路过这里时看到羊群，夸奖了他一番。卜式道：“不只是牧羊，治理百姓也是同一道理：让他们按时起居，不断把不好的羊赶走，不要让他危害了一群羊。”天子听了他的话之后很是惊奇，于是封他做缑氏令，试一试他的本事，果然缑氏百姓认为他治理得很好。于是他升任为成皋令，主管漕运的政迹又被评为最优。皇上觉得卜式为人朴实忠厚，就任命他为齐王太傅。

    齐相卜式上书说道：“我曾听说让天子忧愁是臣子的耻辱。如今南越反叛，我父子情愿一起率领齐国发来的善于驾船的人战死在南越战场。”天子下诏说道：“虽然卜式以前是个耕田放牧的人，但他并不以此谋利，每有盈余就帮助官府缓解经费的困难。如今国家不幸有了危急的事发生，卜式奋起请求父子为此死战，虽还没有参加战斗，但心中的意念都已表现出来了。特赐关内侯的爵位给他，以及六十斤黄金，十顷农田。”通告天下后，但天下人没有响应。上百名诸侯也没有一人请命与羌、越作战。于是至九月诸侯朝见献酎金的时候，少府检查酎金的成色，诸侯由于酎金分量不足而被削夺侯位的，有一百多人。于是卜式当上了御史大夫。

    卜式上任以后，看到许多郡国都在反映县官做盐铁生意的不利之处，如铁器粗陋，价钱昂贵，还有的地方强迫百姓购买。而在官府经营下用船也要算税，所以以船来运货的商人很少，这使得商品很贵，于是卜式托孔仅上书反映了官办盐铁生意以及船只征收赋税的事。皇上因此对卜式很不满意。

    第二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兼任大农令，完全取代孔仅来管理天下盐铁。由于各地官员们各自做买卖，互相竞争，所以物价上涨得很快，而各地所缴的赋税，有的还不够雇工运输的费用，于是桑弘羊奏请设立数十名大农部丞官，分别主管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各郡国一般在主要的县设置均输盐铁官，命令边远地区的郡县各自以物价贵时商人从该地向外地贩运的物品的买价来缴纳赋税，而货物则由均输官统一运输。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总管全国各地运输来的物品。召来工官制造车辆等各种器物，费用都由大农支出。大农所属各个机构完全垄断了天下的货物，物贵时则卖出，贱则买进。这样，富商大贾无法从中牟取大利，就会返本为农，物价也不会忽涨忽落。由于天下的物价都受到抑制的缘故，所以称其为“平准”。天子认为桑弘羊说得有道理，便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时，天子向北巡游到朔方郡，向东到泰山，又巡行沿海地区以及北部边郡，然后返回京师。天子所过之处的百姓都得到赏赐，用去了一百多万匹帛，数以亿计的钱，全由大农来支出。

    桑弘羊又奏请允许官员可通过捐粮食来补授官职，以及罪人可以通过捐粮来赎罪。下令百姓可以向甘泉的仓库捐粮食，根据捐粮的多少各有等级，甚至可以免除终身徭役，不缴纳缗钱。其他各郡县则各自把粮食向急需处运送，而各郡的农官都向朝廷捐粮，山东漕运到京城的粮食每年增加六百万石。一年内，太仓、甘泉仓就堆满了粮食，边境地区的余粮等物品按均输法折为五百万匹帛。不用向百姓增收赋税，天下的财用就能得到满足。于是桑弘羊被赐爵为左庶长，赏黄金二百斤。

    这一年有小旱，天子命令官员求雨。卜式说：“县官应该以租税来维持用度，如今桑弘羊派官吏置身于市井之中买卖货物，谋取利润，将桑弘羊下锅烹了，天才会下雨。”

    太史公说：农、工、商之间相互贸易的渠道畅通之后，龟、贝、金、钱、刀、布等货币就产生了。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了，而高辛氏以前的事太遥远了，无从记述。因此《尚书》最早讲到唐虞时期的事，《诗经》最早讲到殷周时期的事，世道太平就重视学校教育，农为本而商为末，以礼义来防范贪利；世道动乱时就会与此相反。所以事物发展太兴盛时就会转向衰落，时代达到极点时就会转变，时而讲求质朴，时而崇尚文采，周而复始地变化着。《禹贡》里的九州，各自根据其土地所适宜种植的作物、人民所得多少来缴纳贡赋。商汤和周武王接手前朝弊政之后而加以改变，使百姓不至于疲弊困乏，各自都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却也稍微有缓慢衰亡的气象了。齐桓公采用管仲的计谋，平衡稳定物价，从开采山海的盐铁资源中寻求财富，以朝会诸侯，让小小的齐国成就霸主的威名。魏国任用了李克，充分利用地力来发展农业生产，后来魏国成了强国。从此以后，天下各国互相争夺，崇尚诡诈武力，轻视仁义道德，以力求富有为要务，以礼仪谦让为末节。所以百姓中间富有者积蓄上亿计，而贫穷者连糟糠之食也不嫌弃；诸侯国中有的强国吞并小国而使诸侯称臣，有的弱国断绝祭祀而亡国。直到秦国，终于使四海统一。虞、夏时的货币，金分三种，黄、白、赤；此外有的用钱，有的用布、有的用刀，有的用龟贝。及至秦朝，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单位，属于上等货币；铜钱上的面值为“半两”，重量与标明的面值相同，属于下等货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只能作为器物装饰或是珍贵的收藏品，不作为货币使用。这些货币的重量随时代的不同而轻重无常。当时对外与夷狄作战，在内部兴利除弊，天下男子努力耕种，依然不够供给粮饷，女子尽心纺织，依然不足供给衣物。古时候天下人曾经耗尽天下的资财以供奉给官府，但仍不够用。这没有其他缘故，主要是当时各种事物发展流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越王句践世家

    范蠡为越王句践（即勾践）做事，劳神劳力、勤奋不懈，与句践深入谋划二十多年，终于将吴国灭了，洗雪了会稽山的耻辱。越军向北进军，渡过淮河，兵临齐国、晋国边境，号令中原各国，尊崇周王室，句践因此称霸，范蠡做了上将军。回国之后，范蠡认为在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况且句践这个人，可与之同患难，难与之共安乐，于是他写信辞别句践：“我听说若君王忧愁，臣子就应该劳苦，若君王受辱，臣子就应该去死。过去您在会稽山上受辱，我之所以没有去死，是为了报仇雪恨。如今既然已经雪耻，我请求您给予我会稽受辱时应得的死罪。”句践说：“我要把越国的一半分给你，让我们共同享有。否则，我就要加罪于你。”范蠡说：“君主可以执行您的命令，臣子仍实行自己的志趣。”于是范蠡装上细软珠宝，与随从乘船浮海离去，始终没有再回越国，于是句践为表彰范蠡，将会稽山当作封邑封给他。

    范蠡乘船过海到了齐国，改姓更名，自称鸱夷子皮，在海边耕种，辛勤劳作，努力生产，父子合力整治产业。住在那里不久，就获得财产达几十万。齐国人听说他有才能，就请他做了国相。范蠡叹息道：“待在家里就赚得千金，做官就能位居卿相，这是平民老百姓能达到的顶点了。长久地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不吉祥的。”于是将相印归还，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散尽了，分给知音好友、邻里同乡，携带着贵重财宝，悄悄地离去，到陶地住了下来。他认为陶地是天下的中心，是货物集散贸易往来的枢纽，在这里做生意肯定能发财。于是自称为陶朱公。又约定父子都要耕种放牧，买进卖出货物时都要等待时机，以求得十分之一的利润。不久后，又积累了数亿的家产。陶朱公的名气传遍天下。

    朱公在陶地有了小儿子。小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朱公的二儿子杀了人，被拘禁在楚国。朱公说：“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可是我听说有钱人家的儿子不会被杀死在闹市中。”于是告诉小儿子去探望二儿子。他打点好一千镒黄金，装进麻袋中，用一辆牛车拉过去。将要打发小儿子去办事时，朱公的大儿子坚决要去，朱公不同意。大儿子说：“家中的大儿子是一切家务的主管，现在弟弟犯了罪，父亲不派我去，却派小弟弟去，这说明我是不肖之子。”大儿子说完后想自杀。他的母亲又替他说情：“现在派小儿子去，未必能救得了二儿子的命，却先白白让大儿子死了，怎么办才好？”朱公不得已就改派大儿子去，写了一封信让大儿子送给他的旧日好友庄生，并对大儿子说：“一到楚国后，就把千金送到庄生家里，一切听从他的安排，千万不要与他争执。”大儿子私自带了几百镒黄金走了。

    朱公的大儿子到楚国后，找到庄生家，原来庄生家靠着楚都的外城，拨开野草才能走到庄生的家门，庄生的家境非常差。然而大儿子还是呈上书信，向庄生进献了千金，完全遵照他父亲所嘱去做。庄生说：“你可要赶快离去了，千万别留在这里！就是你弟弟放出来了，也不要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大儿子离去后，不再去探望庄生，但却私自留在楚国，用自己私带的黄金去贿赂楚国执政的达官显贵。

    虽然庄生住在穷乡陋巷，可是他的廉洁正直在楚国无人不知，上至楚王下至百姓无不尊奉他为老师。他并非真要收下朱公献上的黄金，只是想等事成之后，再归还朱公以示自己讲信用。所以等到黄金送来后，他就对妻子说：“这是朱公的钱财，没想到他突然送给我们，我们以后一定会还给朱公，所以千万不要动用。”但朱公大儿子不明白庄生的意思，以为把黄金送给庄生没什么用。

    庄生选择适当的时机入宫会见楚王，说：“我观察到某星宿正移到某处，这将对楚国不利。”楚王一向非常信任庄生，就问他：“那现在该怎么办？”庄生说：“只有施恩于人才可以免除灾害。”楚王说：“先生您去休息吧，我会施行仁政的。”楚王于是派使者去查封钱库。楚国的那些接受贿赂的达官贵人吃惊地告诉朱公大儿子：“楚王将要实行大赦了。”大儿子问：“何以见得呢？”权贵说：“每当楚王大赦的时候，常常会先查封钱库。昨晚大王已派使者去查封了。”朱公大儿子认为既然楚王大赦，二弟自然在被释之列，一千镒黄金等于白白送给庄生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于是他又去见庄生。庄生惊奇地问道：“你不是离开了吗？”大儿子说：“我始终没离开。当初我为二弟的事情来拜访您，今天听说楚国要大赦，我二弟自然会被放出来，所以我特意来向先生您辞行。”庄生明白他的意思是想取回黄金，说：“你自己进房间里去取回黄金吧。”大儿子便进屋取走黄金离开了庄生的家，暗自庆幸那些黄金失而复得。

    庄生为被晚辈戏弄而深感羞耻，就又入宫拜见楚王说：“我前几日对您所说的某星宿移位的事，您说想用施行仁德来回报它。今天我出门，在外面听路人都议论着陶地富翁朱公的儿子杀人后被囚禁在楚国，他家拿出很多钱来贿赂大王的亲信，所以君王您并不是体恤楚国人而实行大赦的，却是为了朱公的儿子才大赦的。”楚王大怒道：“即便我德行不高，但怎么会是因为朱公的儿子的缘故才布施恩惠呢！”就下令先处决朱公的儿子，第二天再下达赦免令。朱公的大儿子最后带着弟弟的尸体回家了。

    回到家后，他的母亲和乡邻们都极为悲痛，只有朱公一人笑着说道：“我本来就料到大儿子一定救不了他弟弟！他不是不爱自己的弟弟，只是他有不忍心放弃的东西。他自幼就与我经历过各种辛苦，知道生存的艰难，所以把钱看得很重。至于小儿子呢，一生下来就看到我的富贵，乘上等车，驾千里马，去郊外打猎，他哪里知道财富从何处来，所以把钱看得极轻，舍弃掉也毫不吝惜。原先我打算让小儿子去，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而大儿子不能弃财，所以最终断送了自己弟弟的性命，这是一种定数，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我本来日夜盼着的就是二儿子的尸首回家。”

    所以范蠡搬了三次家，驰名天下，他不会随意迁移，走到哪里都必然在那里成就功名。最后在陶地老死，所以世人都称他为陶朱公。

    陈涉世家

    陈胜是阳城人，字涉。吴广是阳夏人，字叔。陈涉年轻时，曾经与别人一起当雇工耕田，有一次累了，走到田埂上休息时，陈胜愤愤不平了好一会儿，对同伴们说：“假如谁日后富贵了，可不要忘记现在的穷哥们儿。”别的长工笑话他道：“你是被人家雇来耕田的，哪有富贵的一天呢？”陈涉长叹着说道：“唉！燕子、麻雀这一类小鸟怎么会知道鸿鹄一飞冲天的远大志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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