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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

    《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

    《商君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屈原贾生列传》：“余尝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

    《儒林列传》：“余读功令。”

    大抵除班彪所举五书外，史公所采主要材料：（一）六艺，（二）秦史记，（三）牒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而秦火后“诸侯史记”之湮灭，则史公最感苦痛者也。

    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观前条所列游踪可见。各篇中尚有明著其所亲见闻者如下：《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滕灌列传》：“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张释之冯唐列传》：“唐子遂与余善。”

    《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

    《李将军列传》：“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

    《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语余曰。”

    《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

    凡此皆《史记》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

    《史记》著述之旨趣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孕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史记》之史的价值

    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一、以人物为中心。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此二项就理想方面论。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此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现存古书，十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题；二为史记记事最终年限问题。

    所论关于《史记》真本之种种考证，多采自近人著作而略断以己意。其言颇繁重，或为读者所厌。吾所以不惮烦为此者，欲学者知今本《史记》非尽原文而已。着手读《史记》以前，必须认定此事实，否则必至处处捍格难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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