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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dream[1]

    1917年八月，因为工作我要从纽约赶往彼得格勒，出于安全考虑，我还得到指示要从符拉迪沃斯托克[2]中转。我是早上下的飞机，虽然一日无事，我也没让自己太过无聊。我大概记得，那天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要晚上九点出发，于是独自在火车站的餐厅里吃饭。里面客人很多，和我同桌的人形象颇为有趣。他是个俄国人，个子挺高，但壮实得不可思议，因为肚子太大，座位摆得离桌子很远。和身材相比，他的手偏小，盖满了一圈圈的肥肉。黑色的长发很是稀疏，小心地从头顶横着梳过来遮住了秃顶。一张灰黄色的大脸刮得很干净，再配上巨大的双下巴，会给人一种有伤风化的裸露感。在这一大块肥肉上，那个小小的鼻子就像摁了颗滑稽的纽扣，黑色的眼睛虽然有神却也不大。不过他的嘴又大又红润，透露着欲望。他身上那件黑色的西服还算合身，虽然不能说破旧，但的确邋遢，就像是自打做好的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熨过、刷过。

    餐厅服务很差，要让服务生注意到你几乎不可能。我们很快就聊了起来。这个俄国人的英语流畅、明白，虽然口音明显，但听起来并不吃力。他问了不少问题都关于我和我的行程，因为那时所从事职业的关系，我答得颇为小心——故作坦陈，其实加了不少伪装。我说自己是个记者。他问我是否写小说，我坦白说工作之余的确会写一点，于是他就聊起了几个比较近的俄国小说家。他谈得很聪明，显然受过不错的教育。

    这时候我们终于说服了服务生端来一碗卷心菜汤，我的这位新相识从兜里掏出一小瓶伏特加，请我同饮。不知道是因为伏特加，还是他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健谈，他变得很热情，说了不少自己的事情，虽然我并没有问。他似乎出身贵族，职业是律师，而且是个激进分子。不见容于当权者，常年在国外，现在正要返乡。因为工作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作短暂停留，但一周之内会启程前往莫斯科，他说如果我也到那里去的话，很愿意再见到我。

    “你结婚了吗？”他问我。

    我不明白这和他有什么关系，但还是告诉他我结婚了。他轻轻叹了口气。

    “我妻子去世了，”他说，“她从瑞士来的，土生土长的日内瓦人。她是个非常有修养的女子，能说无可挑剔的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当然，法语是她的母语。她的俄语比普通的外国人也好上不少，基本听不出什么口音。”

    一个服务生端了满满一托盘的菜，正经过的时候被他喊住，问下一道菜还要等多久——我当时几乎不会任何俄语，所以是猜的。服务生很快地喊了一句，大概是要我们放宽心之类的话，匆匆又往前去了；我的朋友又叹了口气。

    “革命之后，餐厅的服务一塌糊涂。”

    他点着了第二十根烟，而我看着手表，担心上车之前能否正经地吃上一餐。

    “我的妻子很了不起，”他继续道，“彼得格勒有些学校是给贵族的女儿开的，她就在其中最好的一家教语言。我们一起生活有很多年都关系融洽之极，可是她天生妒忌心重，又不凑巧爱我爱得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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